一个游牧人，显然比一个农耕人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，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，包括行利益方面的争夺和妥协。在这个时候，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制，亲情不存，辈分失效，年长并不自动意味着权威。加上人们都以背为家，远驮来的品十分有限，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穷不了多少，个人财富也就不易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。那么谁能成为老大？显而易见，一因应公共生活和平等份的决策方式，一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，在这里无可避免。

中国古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里。所谓现实，就是近切的象和事象，而不是象的公理。当中国古人重在“格致知”的时候，欧洲古人却重在“格理致知”。当中国古人的知识重是从修和齐家开始的时候，欧洲古人却展开了神的界，一步跃世界万背后的终极之being——他们一直在背上不安地漂泊和游，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，习惯于象逻辑的远程布控，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草原——大海。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。

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权威筹码。古希腊在荷时代产生的“军事民主制”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。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“三权分立”在那时已有蓝本：斯达城里国王、议会、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。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“两院制”在那时亦见形。“长老院”senate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“参议院”一词的源。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，由全成年男平等组成，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首领，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。而缺乏武力的女人，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隶，虽然占人的百分之九十却不可能有投票权。这当然没什么奇怪。女人无法力制男人，隶已经降于主，希腊式民主一开始就并非全民主，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者的一席政治盛宴，弱败者不可席。

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，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。对于一个习惯于孙绕膝丰衣足终老桑梓的民族，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、原和海岸线的民族，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天下那么多闲事？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真理？——那时候，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。

烧烤的面包和排，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。餐桌上的刀和叉，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取的方便。人声鼎沸的戏、斗、舞蹈，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。酪、黄油、革、呢、羊书一类珍品，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产。还有骑士阶层，放血医术，奥林匹克运动，动不动就剑相向的决斗，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动、自由、彪悍生活的痕迹。这可能是欧洲人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。统计资料说，现代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，这好动喜迁的习，似乎也暗涌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的岁月。

着西方在数学、理、化学、生学、航海学、地理学、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，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。

随着城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，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影响力。随着越洋拓和商业繁荣，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，成为民主的主。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，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现，妇女、工人、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也有了更多民主权利……这就是民主的逐步发育过程。可以肯定，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，要理贫困、环境、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，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民主已力不从心，民主的内容和形式还将有后续发展。如果没有更为开放和包容的“欧盟”、“亚盟”、“非盟”一类机制，如果没有全球的权利分享和权利制衡，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型多怪兽，一而数心，同而心异，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。这是一个新的难题。

但民主不走到哪一步，都是一与血缘亲情格格不的社会组织方式，意味着不徇私情的人际往习俗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民主是一制度，更是一文化。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丁学良教授写：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，但人们曾乐观地预言：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，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。人意料的是，这位教授十多年后再去台湾，

当然，古欧洲人不光有游牧。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雨和温，却也有过、橄榄、小麦以及黑麦，有过农业的繁荣。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并非主。相比之下，中国虽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，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非汉族主政，但农耕文明的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，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，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。直到二十世纪前夕，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，其历史只有“绵延”而没有“步”钱穆语。了解这只龄恐龙，不能不了解文明源的差异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和文明冲突的全原因，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，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。